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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在海内外

时间:2009-8-8 16:49:02  来源:不详
在雪域滋生、成长起来的藏传佛教,经过1300多年的传播与发展,今天已发展成为世界佛教中经久不衰的一个流派。它不仅具备系统的佛学理论,规范的修持方法,而且囊括了天文、地理、医学、历算、工艺、美术、语言学、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深深地扎根于藏族以及其他信奉藏传佛教民族大众的心间。
  藏传佛教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许多民族产生过深远影响。
  在蒙古的社会组织中,“喇嘛”和“喇嘛庙”是两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藏传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蒙、藏两个民族情感及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自公元13世纪起,蒙古社会的上层与藏传佛教的首领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藏传佛教开始传入蒙古社会。
  创建大元帝国的英雄忽必烈,尊封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两代教主为国师,与他们商议治国和统一中华各民族的大业。并请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世祖八思巴为蒙古民族创制新字。最初在蒙古。民族中普遍使用的文字,就是藏传佛教高僧创制的“八思巴蒙文”。
  到公元16世纪,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达汗励精图治,决心在蒙古地区大力推行藏传佛教,于公元1578年在青海仰华寺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举行盛大会晤,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几年后,达赖三世应邀亲临内蒙西部传教,并圆寂于此。三世达赖的灵童便转世于蒙古土默特贵族家庭——那就是第四世达赖云登嘉措。
  由于历史上一系列的宗教事件和活动,使藏传佛教在蒙古中部、西部十分兴盛。曾住锡内蒙古的章嘉活佛和住锡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是地位仅次于达赖、班禅,代理达赖喇嘛在内蒙、外蒙管理教务的呼图克图。许多藏族高僧和蒙古族喇嘛也在蒙古各地纷纷建寺传教,并把大量藏族文化带到了内蒙。
  在蒙古草原上,藏传佛教的寺庙随处可见。人称“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渺渺召”。召,蒙语就是寺院的意思。仅在呼和浩特地区,就有大小召庙10多所。
  在蒙古人的家庭中,也有送幼子去寺院当喇嘛习经修持的习惯。蒙古族群众在生活中遇到重大事情,也要请喇嘛念经,举行祈祷仪式。许多蒙古族佛教徒也把去拉萨朝圣看作一生中最为荣耀的事情。正因为这样,不少蒙古家庭稍殷实一点,便花钱送自己的子弟到拉萨拜佛,有可能的话,还要让他们在西藏研究几年佛经。他们的虔诚,往往要经受遥遥路途和青藏高原稀薄空气的考验。
  藏、蒙两个民族,虽一在北方,一在西南,但因共同信仰的关系,相互间一直保持了有如亲戚一般的亲密关系。
  此外,位于藏区和与藏区社会发展相近似的10多个少数民族,也以藏传佛教为本民族的主要信仰。
 
  位于甘肃西部的裕固族,主要信奉藏传佛教。一般每个部落都有1个寺院,个别部落也有建2个寺院的。景耀寺、康隆寺、转轮寺、莲花寺、明海寺、长沟寺、红湾寺、水关寺、夹道寺等就是分属于不同部落的寺院。裕固族寺院的规模一般比较小,其内部组织不如藏区寺院那么严密,有的寺院有法台、喇嘛(或称堪布、活佛),有的寺院则只有僧官或提经。裕固族寺院的喇嘛僧人大部分都结婚,他们除宗教节日和放会时到寺院念经外,平日大都在家参加牧业劳动。其余如崇拜的神灵、祈祷方式、寺院礼仪、宗教节日等方面均与藏区无多少区别。
  藏传佛教各派从公元11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地传播到了滇西北地区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中甸县、维西县)、怒江僳僳族自治州(兰坪县、福贡县、贡山县)以及丽江(丽江县和宁蒗县)等地区,长期以来对云南藏族、纳西族(摩梭人)、普米族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形成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藏传佛教的噶举派,主要分布在云南丽江、维西、贡山纳西族地区及德钦、中甸部分藏族地区,主要寺院有丽江的福国寺、指云寺、文峰寺、普济寺、玉峰寺和纳西县的来远寺、贡山县的普化寺;宁玛派在元、明两代时曾盛行于中甸、德钦、维西等地区,宁玛派寺院在这里大小共有19座,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承恩寺、英珠寺、托拉寺、白塔寺、云顶寺、折崩寺等;萨迦派对于云南的摩梭人和普米族有较大影响,主要分布于蒗蕖和永宁等上述两族居住区。主要寺院有:永宁格姆山下和萨迦寺。(该寺定额僧人500名,全系摩梭人和普米族僧人)、蒗蕖的萨迦寺、挖开萨迦寺等。


  格鲁派约在公元15世纪传入云南。公元1580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接受云南丽江纳西族木土司的邀请到达康区的巴塘、理塘一代传教,并在当时属于木土司辖区的理塘主持建立了理塘寺。至清初,格鲁派在云南中甸、德钦、维西等地已具相当规模,并发展到宁蒗、永宁摩梭人和普米族地区……格鲁派从传入之时起,就和当地的世俗统治阶级紧密联系,与当地封建土司政权相互依存,逐渐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寺院经济,进而发展成为该地区社会中独立的寺院集团势力,对云南各民族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藏传佛教的其它任何一派。云南格鲁派的主要寺院有:中甸归化寺、东竹林寺;德钦县德钦寺、红坡寺;宁蒗县扎美戈寺……等等。
  在云南纳西族和普米族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凡自然灾害、患病、丧葬、出行、修房盖屋等,都要请僧人念经作法事。凡有男儿的家庭,也都要送1至2名男儿削发当喇嘛;多数家庭建有自己的小经堂,供家庭进行佛事活动之用。此外,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及生子命名、宗教节日等方面亦都不同程度地受有藏传佛教的影响。
  除蒙古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外,还有土族、门巴族、白族、傈僳族、羌族、阿昌族、怒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也都主要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这些民族中,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形成了一整套制度,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这些民族处于社会内部部落割据、外部有强大入侵势力压迫和威胁时,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它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对于统一内部、抵卸外辱、维护民族的生存和繁衍,以及保留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都无容置疑地起过积极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的统治者也曾对藏传佛教发生了兴趣,并以藏传佛教为一些统治集团的信仰宗教。可以说,藏传佛教对中国社会、历史、政治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历史上,曾建立过西夏王朝的党项人与吐蕃交往密切,今西夏古都——哈日浩特(黑城)遗址中,残留着一些依稀可辨的藏传佛教建筑遗迹,其中一座保存较完好的覆盆式喇嘛塔,可让我们推测出当年藏传佛教较早在这里出现的状况。
  历史上的元朝,是把藏传佛教奉为国教的朝代。元朝统治者封藏传佛教萨迦派第4、5祖为帝师,蒙古社会上层也皈依了佛教。藏传佛教在元代统治者的倡导下迅速扩大影响,并在中国不少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元代留下的文字记载中,历代元朝皇帝曾聘封14位藏族藏传佛教高僧为帝师,朝廷各大事务,都经过喇嘛的卜算、祈祷。可见藏传佛教对元朝统治者的影响之大。
  明代,中央政府与藏传佛教的领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朝初途时期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遣使臣册赐藏地宗教领袖章阳沙加灌顶国师称号。此后又不断派遣使臣去藏地进行贸易和联络佛教事宜。
  明惠帝继位后,也曾派宦官候显和内地智光和尚到西藏,特请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得银协巴到南京,为他的父母——朱元璋夫妇荐福。明惠帝赐予得银协巴喇嘛“如来”的封号,并封他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使他一跃为藏区宗教首领,加之后藏地方势力的支持,一度夺取了拉萨传召大会的主动权,其声势显赫一时。
  大明永乐皇帝也曾派遣使者专程赴西藏迎请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宗喀巴申明了进京的诸多碍难,使者回京向永乐皇帝进表后,明成祖表示充分理解,又降旨“诚如所述,法王不能亲临,但需请一位与法王无别之国师光降。”法王宗喀巴遂从众多学政兼具的弟子中遴选释加益西为代表,祥细教导一切行止事宜。释迦益西到内地时,正值皇帝身染重病。尊者释迦益西设法为他医治,并予以灌顶,皇帝疾病立即全愈。佛的无边法力,使当朝君臣虔诚信奉,都认为是法雨普降。于是明成祖命在五台山上建大寺5座,在寺中广布藏传佛教格鲁派修行之法。并在皇宫御花园一侧,修建了法渊寺,弘扬佛法。


  明成祖敕封释迦益西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法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赐金册。在此之后,明成祖共赐封了阐化等5王、法王2位,西天佛子2位,灌顶大蕃师9位,灌顶国师18位、其他禅师、僧官更不可胜记。
  明成祖时,在内地首次雕刻《大藏经》版。该版以朱字印刷,卷首以黄金粉书写而成。这部在内地雕刻的精美的《大藏经》头版带回西藏受到宗喀巴大师嘉许,此经卷至今仍珍藏于色拉寺内。明成祖进一步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把僧官分为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喇嘛等等级。
  公元1421年,大慈法王释迦益西再度应邀前往内地。行至京畿地域,皇帝驾崩。而太子宣德皇帝比其父亲对法王更加礼敬。于是在京城大举利生事业。
  到了明万历时,由于太监杨英去西藏而使朝廷与藏传佛教联系更为密切。太监杨英带去皇帝赍敕楚布寺、业朗寺的红帽、黑帽呼图克图噶玛巴、沙玛巴2人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如来大宝法王、灌顶大国师的赐封印册,以示朝廷对藏传佛教领袖的崇敬。
  明万历六年间,藏传佛教著名的哲蚌寺夺主索南嘉措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达汗在青海会见,被尊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成为达赖三世。明万历十五年,达赖三世受到明朝的承认和册封,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
  明万历十六年,明政府第二次派使团赴藏,邀请第三世达赖赴京。但就在这年,他圆寂于进京的途中。
  索南嘉措圆寂后,俺达汗的裔孙被认定为达赖三世的转世灵童,为达赖四世云丹嘉措。万历四十四年,明政府派来以索南罗追为首的使团,册封云丹嘉措为“普持金刚佛”。这个使团还带来了大量珍贵礼品。
  由于明朝对藏传佛教高僧的崇泰,藏族喇嘛去北京、在京师一些寺庙长期住下,接受僧官封号的逐渐增多。仅明宣德十年,在京城各寺的法王、国师、喇嘛达690余名。慈恩寺、隆善寺、能仁寺、宝庆寺、护国寺等是当时藏族喇嘛最多的寺庙。而明武宗对藏传佛教的崇信到了偏爱的程度。明史记载,他“常服其服,诵习其经,演法内厂,”并在西华门内修建豹房,专供藏传佛教喇嘛演奏娱乐。当时在京城的藏传佛教法王“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宦贵人莫敢不避路。”至使一些大臣与汉族僧人嫉妒不已。北京护国寺内的三道臧文碑和两道汉文碑说明了这一点。明朝皇帝对藏传佛教喇嘛高僧的优礼相待,是史无前例的。
  清代,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崇信更进了一步。关于其中的原因,署名为曼苛的学者曾在1931年《国闻周报》上发表的《西藏神秘的宗教》一文中表达了如此看法:“推原此项政策,实为驾驭藩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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