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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二)

时间:2009-8-8 16:49:00  来源:不详
如许地山(1892~1941),澳博棋牌怎么玩:福建龙溪人,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既是杰出的作家散文家,又是杰出的民俗学家。他1923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史与比较宗教学;次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民俗学。他不仅与郑振铎是乡党,又是很要好的文友。所以受郑振铎之托,在大英博物馆为郑抄录过斯坦因盗走的敦煌变文卷子,为郑写作《中国俗文学史》帮了忙。回国后,他先后就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与郑振铎一样,因受司徒雷登一派的排挤,经胡适介绍,离燕京去香港大学任教。在俗文学和民俗学方面,他既有《粤讴》选注(《民铎杂志》第3卷第3号,1922年3月)[24]和《孟加拉民间故事》(商务印书馆1929年1月版)的翻译和论述[25],也有《扶箕迷信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和《道教源流考》[26] 以及礼俗研究。他把俗文学的研究与民俗学的研究,统一在一人身上。他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观,集中体现在《〈孟加拉民间故事〉译叙》中。他认为:

 

民俗学者对于民间故事认为重要的研究材料。凡未有文字而不甚通行的民族,他们的理智的奋勉大体有四种从嘴里说出来的。这四种便是故事,歌谣,格言(谚语),和谜语。这些都是人类对于推理,记忆,想象等最早的奋勉,所以不能把它们忽略掉。故事是从往代传说下来的。……要把故事分起类来,大体可分为神话,传说,野乘三种。神话(Myths)是解释的故事,……传说(Legends)是叙述的故事,……野乘(Marchen)包括童话(Nursery-tales),神仙故事(Fairy-tales)及民间故事或野语(Folk-tales)三种。……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故事,学者分它们为真说与游戏说二大类,神话和传说属于前一类,野语是属于后一类的。在下级的民族中,就不这样看,他们以神话和传说为神圣,为一族生活的历史源流,有时禁止说故事的人随意叙说。所以在他们当中,凡认真说的故事都是神圣的故事,甚至有时做在冠礼时长老为成年人述说,外人或常人是不容听见的。至于他们在打猎或耕作以后,在村中对妇孺说的故事只为娱乐,不必视为神圣,所以对神圣的故事而言,我们可以名它做庸俗的故事。

庸俗的故事,即是野语,在文化的各时期都可以产生出来。它虽然是为娱乐而说,可是那率直的内容很有历史的价值存在。我们从它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风尚,思想,和习惯。它是一段一段的人间社会史。研究民间故事的分布和类别,在社会人类学中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因为那些故事的内容与体例不但是受过环境的陶冶,并且带着很浓厚的民族色彩。在各民族中,有些专会说解释的故事,有些专会说训诫或道德的故事,有些专会说神异的故事,彼此一经接触,便很容易互相传说,互相采用,用各族的环境和情形来修改那些外来的故事,使成为己有。民族间的接触不必尽采用彼此的风俗习惯,可是彼此的野乘很容易受同化。[27]

 

许地山虽然是个作家,由于他长期受的西方比较宗教学的教育,故他在思考问题时,毕竟更多地自觉不自觉地从宗教的角度切入。这就养成了他与其他人的不同视角。许地山英年早逝,杨成志主编之《民俗》第2卷第3、4期合刊(1943年12月)辟“纪念民间宗教史家许地山先生”专栏,发表罗致平的《前言》、李镜池《许地山先生传略》和《关于许氏道教研究的信》、叶启芳《追忆许地山先生》、于田《〈扶箕迷信研究〉提要》予以纪念。

如钱杏邨(阿英,1900.2.6~1977.6.17),原名钱德富,青年时期参加过“五四”运动,与蒋光慈等组织“太阳社”,曾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1930年加入“左联”,任常委。孤岛时期,与郭沫若、夏衍创办《救亡日报》,主编《文献》杂志。他是个文学家,但他对历史上的俗文学—民间文学(如戏曲、弹词、时调、大鼓、戏文等)的兴趣之浓厚,恐怕难以有人可与之比肩。在上海时,主要是从收集的书本文献中做研究俗文学,自1942年7月14日率全家由沪抵阜宁县停翅港新四军军部起,他除了做文艺指导工作外,则常到苏北解放区的一些农村老百姓中去搜集歌谣和故事。据记载:“1943年10月27日,阿英、张仲惠、钱毅与海边老人漫谈,收集海边风俗、谣谚、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料,作为研究民间文学和创作大众文艺参考。”[28] 1954年后,他兼任《民间文学》杂志的主编。他对俗文学—民间文学作品的解析评论的方法,显然与许地山迥然有别。他没有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

再如冯沅君(1900.9.4~1974.6.17)。女作家冯沅君早年就染指民间文学,她与赵景深颇有相同之点,也主要是民间故事,也喜欢运用比较研究之法。如她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作古典文学研究时,以“漱峦”的笔名在1926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老丑虎——关于老虎母亲的传说》,是呼应钟敬文发表在《国学周刊》同年第10期上的陆安传说《老虎外婆》,进行比较研究的。接着在第4期上发表《牛郎织女的来历——唐河传说之一》、《灶爷的来历——唐河传说之二》、《猴老精——唐河传说之三》、《蛇吞相(象)——唐河传说之四》。1934年从法国留学回国后,任教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期间,完成南戏曲文的辑遗工作,编成《南戏拾遗》(1936年)一书,于是,从此她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古代戏剧上,并作出了卓著的成绩。[29] 到了抗战胜利后的40年代,她又成为香港、上海《俗文学》周刊的积极撰稿人。如发表在《星岛日报·俗文学》第27期(1941年7月19日)上的《货郎孤:院本补说之一》一文,释义“货郎”的演变及体制,考证了货郎孤院本的由来,是由于其中的主角孤是个唱货郎儿的,既是古剧的悬疑,又是对古俗的新研。[30]

可惜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潮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俗文学一向被指为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小市民文学,从冷落到扼杀,研究俗文学的学者们也受到批判。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出现了转机。

2003年11月12日改定于北京

 

[本文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卷)第2期,广西南宁。]

 

注释:

[1] 参阅赵景深《郑振铎与童话》,《儿童文学研究》1961年12月,上海。

[2] 关于俗文学、民间文学这些名称,施蛰存于1989年3月17日写的一篇随笔《“俗文学”及其他》里说:“这三个译名(按:指民间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意义最为明确,所从原文的本义(按指英语popular literature)译的。‘俗文学’的‘俗’字,就有疑义。一般人都以为是‘雅俗’的‘俗’,‘俗文学’就意味着鄙俗、粗俗、庸俗的文学。这就含有知识分子瞧不起民间创作的意味。因此,不少人对这个译名有意见。俗文学会成立的时候,曾正式声明这个‘俗’字是‘民俗学’(folklore)的‘俗’,‘俗文学’就是‘民俗文学’(folkliterature)的译名了。这样,很可以澄清一些误会。民俗学是本世纪的新兴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各个民族古代和当代的风俗、习惯、神话、迷信、传说、谣谚、礼仪、语言等民族文化现象,民间的文艺创作是民俗学的研究资料。”(《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关于“俗文学”一词的渊源,吴晓铃在《朱自清先生与俗文学》一文中写道:“‘俗文学’这个名词的提出,郑振铎先生是第一人,好像是在《敦煌俗文学》那篇文章里。”(《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60期,1948年8月20日,北平。)据查,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一文,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1929年3月。

[3] 鲁迅致台静农信(1932年8月15日),见《鲁迅书信集》上册第3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4] 鲁迅致曹靖华信(1933年12月20日),见《鲁迅书信集》上册第463页。

[5] 陈福康《郑振铎传》第27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6] 郑振铎《〈许地山选集·序〉》:“我在燕京大学被司徒雷登和他的一派的人强迫离开。”

[7]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2页,作家出版社1953年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本。

[8]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上册第9~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9] 黄永林说:“尽管郑振铎对俗文学的六大特质未作十分详尽的论述,而且有些方面还值得商讨,但从他的基本观点来看,与我们当今对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的认识是一致的。”(《郑振铎与民间文艺》第6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吕微提出了以类型学代替分层理论:“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待民间文学,就可知对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作传统的两分法定位如上层与下层、平民与贵族、愚昧与圣贤之分是怎样地简单化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但二者之间也有复杂的互动关系。简单社会分层理论午饭解释,为何在民间文学当中会有那么多‘统治阶级文学的糟粕’。面对这些糟粕,简单分层理论陷入了困境。为了保持理论的至高尊严和彻底性质,人们不得不‘严格地提出那些在民间流传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学’,将其逐出民间文学的领域。但是从类型学的立场看,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互动就是一个十分正常的现象。”(《中华民间文学史·导言》第1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李玫的《古代戏曲与正统文学、俗文学及民间文学》一文,也对俗文学作了新的阐释:“一般认为,俗文学与正统文学之间的界限主要有三。其一,从文体分。因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学的主体是散文和诗歌,所以对俗文学的理解往往会从文体的角度,指诗文以外的文学体裁。其二,作品风格。名为俗文学,顾名思义是从文学作品的风格着眼的,指俚俗、通俗的文学作品。其三,流传范围。文学艺术的流传范围很难截然划分,这里指主要范围,即流行于社会的普通民众中。而现在的研究者认定的民间文学的特征主要在于:(1)自发的、集体的创作,也即非作家创作;(2)群体的、口头的传承方式;(3)题材、主题趋向模式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7月30日)

[10] 郑振铎《汤祷篇》,据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册第191~19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

[11] 参阅魏敏《郑振铎对民间文学诸体裁的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南京。

[12] 陈福康《郑振铎传》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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