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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对中国美学的贡献

时间:2009-8-8 16:48:46  来源:不详

  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日益濒临于危殆的生死存亡的时刻。在这一时期,王国维由哲学进而研究美学、文学,取得了学术上的重大收获。(注:他先后发表了《哲学辨惑》(1903)、《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释理》、《叔本华与尼采》(1904)、《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1905)、《原命》、《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言》十七则、《去毒篇》(1906)等等带有开创性的关于哲学、美学、文学的著名论文,为世人所瞩目,也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纵观王国维一生的学术道路,虽曲折多变,却明显地透露出一种人文关怀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其美学研究中就具体化为对于人生永恒意义和心灵慰藉之所的探问、对于提高国民精神和人自身发展的关注,并集中体现在他的《红楼梦评论》和对美育的倡导之上。
  (一)《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早期的一篇重要美学论文。王国维借对《红楼梦》的评论,表达了他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苦苦思索。他以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为基础,澳门沙龙诚信官网:融含中国的道家思想,对人生作出的分析是:人既有身,就必有欲望,有欲望就不可能没有追求。然而在生活中,并不是人的所有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一个欲望被满足了,就会有其他的欲望随之而产生,如此生生不已、循环往复,人就永远处于欲望不能被满足的苦痛之中。但是,即使人的所有欲望都获得了满足,人不再有新的欲求对象了,人也不会感到幸福。因为当人无所事事的时候,空虚、无聊、厌倦之情就会立刻同人袭来,这时生活本身就将变成一种不堪忍受的重负,这同样是一种痛苦。由此,王国维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即欲望,人生即痛苦。
  王国维将入生的本质归于欲望与痛苦当然片面,但这种敢于直面人生、不粉饰和掩盖人生患难的生存态度是比那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要深刻的。王国维还把对《红楼梦》美学价值的体认与对国民性的剖析结合起来。他认为中华国民的精神是世间的、乐天的,表现在艺术趣味上,则是喜欢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结局。《红楼梦》却一反这种传统的乐天文化,以悲剧告终,从而使人透彻地看待人生与痛苦的关系,虽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正是其深刻美学价值之所在。
  面对人生的痛苦,王国维把艺术作为解脱的途径。在他看来,艺术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关系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这里面似乎隐藏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只要不是借艺术的象牙之塔来完全逃避现实的责任,我们就不能否认艺术给那些终日作稻梁谋的人们所带来的心灵的慰藉,而且当人摆脱了现实世界中各种功利关系的桎梏和枷锁而进入一个完全自由的艺术世界时,审美的关照方式就可能使人走上接近真理的超越之路。
  (二)提倡美育是王国维在美学上作出的一个很大贡献,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能着眼于发展国民的新精神,为使国民感情健康、趣味高尚而谈实施美育,这就尤其具有独特的意义。王国维倡导美育,与当时“教育兴国”的时代风气和他所接触的西方美学思想本身就包含美育的内容是分不开的,那时不少国人吸食鸦片、政府又屡禁不止的现实则给了他直接的触动。他分析中国人之所以笃嗜鸦片,是因为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和无所寄托,而更为深刻的原因除了政治腐败、教育落后,造成国家贫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希望、无慰藉之外,还在于我国文学艺术极不发达,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他曾以饱含感情的口气说道:
  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即荷马——引者按)、英之狭斯丕尔(即莎士比亚——引者按)、德之格代(即歌德——引者按)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前说我所不知,至后说,则事实较然,无可违也。我国人对文学之兴趣如此,则於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气。求之于美术欤?美术之匮乏,亦未有如我中国者也。则夫蛮蛮之氓,除饮食男女外,非鸦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故我国人之嗜鸦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与西人之细腰、中人之缠足,有美学的必然性无以异。不改服制而禁缠足,与不培养国民之趣味而禁鸦片,必不可得之数也。夫吾国人对文学之趣味既如此,况西洋物质的文明又滔滔而入中国,则其压倒文学,亦自然之势也。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2]
  这里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九十多年前,一些有志之士就因痛感我国由于贫穷落后而处处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和压迫,所以不断发出要求社会变革的强烈呼声,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一系列具体主张,从而不仅促使我国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器物、技术和社会制度等物质文化的因素,而且这种趋势又大大强化了我国固有的功利主义文化价值观。出国留学、开办工厂、创建新式学校一时间蔚然成风,成为颇具规模的时代新潮,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但是,在这种形势下,王国维却能独具慧眼地把人自身的发展和提高放在突出和显著的位置,冷静地提出,与物质文明相比,对国民精神趣味和独立人格的培养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主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富远见的卓识和睿智,充分显示出王国维思想的深刻和过人之处。
  王国维之所以能潜心学术,对时代作一种精神层面的观照,这实与他深受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哲人的思想影响有关。叔本华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扩大并日益暴露其弊端的时代,过去崇尚的理性开始受到贬抑,现代文明中物质的发达和精神的贫乏开始引起哲人们的反思。而王国维虽然身处还未走向现代的中国,但他因受西方现代反叛文化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比较浓厚的人文关怀倾向。因此,王国维虽没有站在时代的主流之中,但他的思想却因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而具有了某种超前性,直至今天,仍不失其深刻的意义。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这迅速加剧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在异域文化的猛烈撞击和国内文化精英的尖锐批判下,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价值系统走向全面崩溃,逐渐失去了对外来思想观念进行同化的内在活力,而且其本身的自我调节、自我组织的发展机制也随之失去了张力。中国文化从此便不得不进入一个痛苦蜕变和力求更新的向现代化迈进的新的历史时期。
  美学作为文化的一翼,同样也面临着向现代转型的重大课题,而这种转型是从王国维开始的。王国维以打破中西疆界、兼通并融贯中西文化为基本的学术立场,站在传统文化的厚重基石上,汲取西方文化中的认同汁液,杂揉兼取,孕育滋生出文化混血的具有新气息的理论生命体。他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所作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检讨与反思。在我国,虽然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美的概念和对美进行探索、思考的美学思想,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实践理性的极为发达和理论理性的严重不足,这些丰富的美学思想却始终未能被升华为系统的美学理论,更不用说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展了。王国维是最早觉悟到这一点并作出了严肃检讨与认真反思的学者。
  1905年王国维在其发表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把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加以比较后,指出: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3]
  王国维的这一分析无疑是切中肯綮、击中要害的。在我国传统美学中,不管是比较看重社会功利、人伦道德的儒家美学,还是比较重视自然无为、自由超脱的道家美学,虽然它们在精神实质、价值指向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然而若就其理论建构的立足点、方法和思维方式而言,在根本上却并无二致。它们无不表现出重实际而轻理论、重感悟而轻思辨、重经验而轻抽象的“务实”、“尚用”的运思特点,这是一种融事实认知于价值评价之中的独特的思维模式。这种以实用为指归的思维倾向,严重减弱了人们的理论兴趣,把知识长期束缚在经验的技艺水平,使之难以实现向系统的理论层次转变。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尽管我们的先哲前贤曾积累了极丰富的审美经验,提炼出相当深刻的美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话语,在世界美学中也卓然自成一家,然而,一直到近代以前,在我国从纯学术的角度对美、美感、审美形态等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却几乎一篇也没有过,至于象康德、黑格尔那样从宏伟的哲学体系出发,从概念自身的逻辑发展上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思辨探究的煌煌巨著,在我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上就更是不可能出现。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形成实与王国维有关。
  王国维不仅深刻意识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的急功近利的实用倾向,而且对其所造成的“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的客观结果及其使文化总也摆脱不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命运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4]
  在王国维看来,哲学与美术实乃天下最神圣、最尊贵但却“无与于当世之用者”。这是因为“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因此,哲学与美术不能完全适合于一时一国之利益,甚至有时不能与其相容,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恰恰正是哲学与美术之所以神圣的根本所在。
  王国维对哲学、美术独立价值和神圣地位的确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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