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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危机与美学传统的建构——略论卢卡契总体性美学的现代性反思

时间:2009-8-8 16:48:44  来源:不详
在人们热中于谈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当下语境,澳门特区赌场注册:谈论卢卡契似乎不合时宜。如果有人称“卢卡契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最有争议的伟大思想家之一”,那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因为这道出了一个基本的学术真像。但要继续探讨卢卡契其实,则属多此一举。其实,在当代西方美学家当中,深刻反思并坚定维护现代性价值的并不多见,最重要的是两位:一位是哈贝马斯,另一位就是卢卡契。对于前者,国内外好评如潮(尽管也出现很多争议),而对于后者,则多以为思想僵化、不合时宜。本文拟从现代性视野来重新审视卢卡契的美学研究,认为,决不能将学界偏见那样将卢卡契其哲学美学和文论归结为十九世纪黑格尔美学话语与马克思美学话语的简单复述,而应视为二十世纪现代性反思思潮当中的重要一员。卢卡契曾钟情狄尔泰、师从席美尔、受业于韦伯、聆教于李凯尔特,后者都是赫赫有名的现代性大师。作为在现代性思潮盛行时期步入学术文化舞台的思想家。尽管卢卡契没有直接加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但卢卡契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关注现代性问题。卢卡契美学体现了二十世纪的鲜明的时代精神,体现了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洞悉,并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创见的克服危机的理论成果。卢卡契的总体性美学体现了他对现代性价值的一以贯之的坚定维护。在二十世纪初,非理性意志论处于鼎盛时期,他及时从新康德主义形式美学与黑格儿历史美学中吸取价值,提倡总体性的艺术观念;当二十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危机加剧的时期,他及时从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反拜物化理论当中吸取价值,提出总体性的历史主体及其阶级意识的革命理论;当二十世纪各种现代主义艺术出现颓废危机(而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又存在简单化倾向)时,他及时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吸取价值,提出了总体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理论;当二十世纪科学实证思维出现霸权危机时,他及时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现代其他人类学等理论成果中吸取价值,提出总体性的拟人化的美学理论,弘扬了艺术美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可见,卢卡契并未过时,卢卡契更非“一条死狗”,而是一位值得当代学术与之全面对话的重要理论家。本文拟就卢卡契总体性美学的几个侧面展开讨论,希冀更多同仁将研究引向深入。
 
一、    克服现代人性的分裂:提倡总体艺术的审美理想
 
近代西方的几百年时期,是现代化文明不断扩张的时期,也是人的精神急剧蜕变的时期。面对日益严重的人性分化或分裂的状况,大批浪漫主义艺术家哲学家曾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卢梭呼唤自然的人性以对抗科学技术造成的危机,康德希冀以艺术审美克服理论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二律背反,席勒主张通过审美的桥梁使人从自然的人过渡到道德的人,尼采则钟情于酒神精神的狂欢与醉态来恢复人的生命的原始力度。十九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更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资本生产迅速扩张、社会分工更为细密、商品财富空前增长、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也最为深刻的时期。社会物质现代性历程一路高歌猛进而又危机四伏。席美尔(或译作西美尔、齐美尔)———这位天才的经济学家与思想家,在其代表作《货币哲学》中,深入研究与深刻反思了西方以货币交换为代表的资本生产体制给资本主的文化与人性造成的全面影响。揭露了资本主义货币社会由于主观精神文化与客观物质文化之间的分裂而陷入不可逆转的危机理论。席美尔指出,如果说在市民社会的形成初期即18世纪初期,人是精神生活是建立在主观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与此相反,19世纪的社会关系出现解体,形成了受制于货币制约而独立于人的新形态的客观物质文化。在主观文化中,个人受到尊重;在客观文化中,个性的地位被货币取代。[1]
席美尔认为,导致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源于各个领域的高度专业化或社会分工化与货币交换的统一系统。传统文化是一代又一代人积累而成,其创造者与产品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然而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产品与其生产者彻底地相分离,产品的价值不是来自生产者的心灵,而是来自与其它产品的联系。产品的这种片段化特征,欠缺具有灵魂的生产者的本质。[2]社会的细密的分工靠货币交换的等价制度加以统一,而这又反过来加剧了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挤压。
席美尔深刻指出,“货币通过其广泛的影响,通过把万事万物化约为一种相同的价值标准,它拉平了无数的上下变动,取消了远近亲疏……”[3]货币以其数量化、精确化、工具化、非个性化、无色彩化、非人格化、均质化、齐一化、平面化或形式化精确化、等本性横扫一切传统价值,统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同时,也造成社会文化与人的存在具有金钱或货币的诸种性质。货币的逻辑与人文的价值尖锐对立,传统社会的血缘、个人内心的情感、心灵深处的激情、幻想世界的憧憬、艺术领域的诗性等等遭受无情消解。金钱或货币在社会生活中取代了过去的上帝的地位,成为无所不在的决定性力量。整个世界成了一道数学题,而货币则是其中的公分母或公约数。如果把社会比做一个巨大的语言系统,货币则是其中的基本语法。他不无悲哀地指出:现代货币制度下,个体文化中的灵性、情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缩,社会甚至再也容不得一个尼采,甚至也容不下一个歌德。总之,现代社会的无高尚无个性的风格的理性主义特征受到了货币制度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作为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流露的主观个性的精神文化,受到货币系统中的客观物质逻辑的扭曲和压制。“个人文化之发展远远滞后于物质文化的进展”[4] 
韦伯提出的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客观化、合理化理论与席美尔的理论极为近似。韦伯指出,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被现代社会的客观化、形式化或合理化所取代,但是,尽管这种客观化有其解魅的合理性,但更多的是形式的合理性而非实质(或价值)的合理性。
席美尔与韦伯的思考也青年卢卡契心中引起强烈共鸣。还在大学时代在匈牙利读书的卢卡契曾极为熟悉并崇拜席美尔,多次前往柏林聆听过齐美尔的课程,被席美尔的精彩课程吸引和折服,成为席美尔的私淑弟子。卢卡契与韦伯也交往密切,加入过韦伯的私人学术社团,二人后来的联系可谓终其一生而不断。卢卡契对现代性的体验与思考因而深受席美尔与韦伯的影响,他放弃法学专业而转修哲学和艺术史。在进行了几年的戏剧演出与研究并名声大振之后,他系统钻研了哲学、美学理论,除《现代戏剧发展史》这部千页巨著之外,更撰写出《心灵与形式》等一系列精彩而又影响深远的美学学术随笔集。
卢卡契运用席美尔和韦伯的文化社会学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所造成的文化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刻板的劳动分工,使一切个性的东西成为多余,劳动本身及其结果都成了与人相对立的异己的东西,对物的追求似乎成了唯一的目的。卢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一书中,卢卡契也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分为“理智的文化”与“审美的文化”两种形态,认为理智的文化把“人的完整的生活割裂开了”,人在理性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中成为异化的存在,而审美的文化则“赋予人生以意义”[5]。 卢卡契深刻分析了作为现代审美文化的戏剧艺术的嬗变及特征,指出:现代戏剧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戏剧,根源于现代市民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是整齐划一的。“(资本或商品生产系统中的)工作取得了一种和个人对立的、特定的、客观的生命,因此个人不能在所从事的工作中而只能在别的地方寻求表达他自己的方式。”[6]
在《心灵与形式》一书中,卢卡契更是明确指出:在卢卡契看来, “生活”本是人创造的,但是,为人所创造的生活已外化为与人自身相对立异化世界,变成了外在于人的僵化的力量,成为一个充满着与人疏离的程式教条、典章制度、规范机构的非人世界。卢卡契所说的“心灵”即“真实的内心生活”,即“生命的本真状态”。由于毫无意义的外在生活已经与人的心灵世界完全无法对应,因此,只有文化如艺术、哲学、宗教尤其是艺术能给人提供内在的真实生活。卢卡契坚信,生活是苦难的,工作是没有诗意的,人的真正出路在审美文化中,只有在艺术中人们才能再现生活的意义和情趣。因为科学只能提供事实和材料,而不能提供意义与价值,艺术才是与事物的本真性相关联的,只有通过艺术和审美才能揭示混沌生活背后的那种存在形式。艺术审美文化是把“心灵”与“生活”(即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真实生活与日常生活)诗意地、和谐地统一起来的方式。在卢卡契看来,艺术乃至整个文化是通过“形式”来为我们提供心灵与命运的,形式是生命的最高法官。他指出:“形式把生活的素材组织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7]经过这种筛选、整理、加工、结构的过程,形式使生活中原本零乱的、无形式的素材在作品中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审美形式,它超越了混乱的、无序的日常生活,展示了一个明晰的、有意义的真实而又理想的世界。他力求探索文化与文学的审美形式世界得以建构(大而言之是文化形式;小而言之是艺术形式)的可能性,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社会异化、人的异化和文化的异化,添平内在心灵与外在现实之间的鸿沟,摆脱人类困境,创建新型文化。《心灵与形式》一书的标题本身即揭示了:形式与心灵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形式与心灵的契合。艺术借助形式的建构与暗示,暴露日常生活的虚假、无聊,而揭示生命的本真状态,显示人生的永恒价值。可见,卢卡契把拯救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异化的希望寄托于审美文化。卢卡契卢卡契希望在没有诗意的时代追求生活的“诗意”。
但是,与此同时,卢卡契对非人性化的时代能否产生这样富有诗意的审美文化或这种审美文化的拯救能力深表怀疑,他在《心灵与形式》一书中指出:审美文化的形式与人类的精神结构也只有一种松弛的结构关系,“因为形式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很少是美学的,因为它由于自己的无序特点而变得很软弱无力”,卢卡契陷于思想的困惑之中,因而不久转向黑格尔的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哲学与美学。
《小说理论》这部杰出的美学著作是卢卡契的新黑格尔主义时代的思维结晶。具体说来,它代表了对永恒形式思想的摈弃,走向卢卡奇所说的“美学范畴的历史化”[8]。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一方面卢卡奇精辟分析了近代小说艺术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对小说艺术作了精彩的类型学研究,并进而对小说创作乃至整个现代艺术的审美理想提出了前瞻,提出以古希腊健康而完整的艺术创作与近代德国的歌德小说以及现代俄国长篇小说为审美典范。由于篇幅所限,这部分内容从略。
    以希腊文化为社会理想、艺术理想和审美理想,这是西方近代浪漫派思潮的传统。卢卡契试图在现代散文化的时代重建希腊史诗总体性艺术的传统,体现出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卢卡契决非主张简单地回归希腊社会文化精神传统,而是要用人道主义的美学理想去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分裂的原子化的文化弊端,他之所以寄希望于歌德小说的和谐理想、托尔斯泰小说的诗史般总体精神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崇高的道德伦理追求,正是为了克服现代社会日益加剧的人性分裂危机,重建社会、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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