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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

时间:2009-8-8 16:48:38  来源:不详
Abstract :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canonization and decano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literary canon embodies not only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norm of certain classes and groups , but also the cultural legitimacy. The process of canonization and decanonization thus necessarily involves the struggle over cultural egemony.

    Key words : literary canon ; canonization and decanonization ; cultural legitimacy

    
    无论在汉语还是在英语中,“经典都具有规范、典范、法则、范例、准则等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藏含的制约人的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规范之义。①这样,经典,包括文学经典,就必然与文化权力乃至其他权力形式相关,同时也与权力斗争及其背后的各种特定的利益相牵连。可以说经典是各种权力聚集、争夺的力场,考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解经典化过程,以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方式与阅读态度,就不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而且也是勘测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线索。由于经典是传统文化的凝聚,所以,通过对经典命运的追踪,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文化传统的历史遭际。

     解构经典的神话

    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文学经典及作品常常被非权力化或解权力化,即认为经典是人类普遍而超越(非功利) 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体现,具有超越历史、地域以及民族等特殊因素的普遍性与永恒性。文化研究恰恰就是要置疑经典与经典的这种所谓普遍性、永恒性、纯审美性或纯艺术性,它以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 为自己的鲜明特征。文化研究更多地禀承了知识社会学的立场,认为经典以及经典的标准实际上总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性、阶级性、特殊性、地方性的。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被还原为权力问题或从权力的角度进行理解。文化研究的经典理论因此带有极大的政治性。
    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如今,许多高校文学系对于经典问题(以及相关的文学史的撰写问题) 也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与置疑,特别是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深刻地置疑经典化过程所蕴涵的权力与不平等。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文学史设定的经典标准深刻地反映了男性中心主义; 而后殖民主义者则致力于挖掘经典化过程中存在的种族歧视与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文化研究以及受到文化研究影响的学者并不把经典视作是想当然的现成物,也不认为它们是普遍的、不带偏见的审美标准的体现。他们甚至根本否定存在所谓文学作品“固有的”美学价值与文学价值,认为这种价值实际上不过是带着普遍性外衣的特殊性,是以无功利性为合法化手段的功利性(用布迪厄的话说是“超功利的功利性”) 。他们质询经典化过程背后的权力关系,包括所谓普遍的“审美价值”“文学价值”的非普遍性、历史性、地方性。文化研究感兴趣的问题不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经典?”而是:“谁之经典?”、“谁之(经典) 标准?”等带有解构意味的问题。
    比如,传统的观点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被列为经典乃是因为它具有“普遍性的文学价值与审美价值,它常常以“词汇的丰富优美”、句子的繁复”等所谓“审美的”(或“无关功利的”) 标准出发论证这种普遍性;而文化研究(如后殖民批评、大众文化批评) 则指出,这个所谓“普遍标准”本身就带有对于工人阶级或黑人英语的偏见,它根本就不是中立的,它是以西方上流社会的白人文化(如所谓“标准英语”) 为标准的。依此标准, 工人阶级或黑人的语言或文学当然就是“贫乏的”、“不规范的”。②
    总体而言,西方的文化研究对经典提出了许多意见,其中不乏振聋发聩的深刻之论,虽片面却可以纠正我们许多习以为常的传统观念。

     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认同

    文化研究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是经典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关系。巴茨勒尔(Batsleer) 等人的研究表明:19 世纪兴起的英语文学研究与全民国民教育紧密相连,而全民教育的目的则是塑造英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作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研究是为塑造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而设计的。为此,它在浩如烟海的文学文本中选择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课文(范文) 来灌输民族文化认同,这些“范文”就成为文学“经典”。这样,经典化过程不止是一个文学事件,更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建构行为。因此,虽然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人文科学传统中,“英国文学”研究通常本身被当作一种无功利的、审美的研究,但它的选择标准以及教授方式却经常被认为是有意或无意中设计好了的,用来强化一种特殊的民族认同——一种“成为一个英国人意味着什么”的意识。问题在于,既然不可能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被神圣化为经典,那么这样一种经典化行为必然包括包含与排除(它甚至比包含还重要) 的双重过程:有些民族、阶级、群体的文化(文学) 被包含在经典中,而另外一些则被排除在外,剥夺了英国文化代表的资格。这样,英国内部其他的民族、阶级、群体的文化和民族身份,或者是不加批判地被看作是英国文化的一部分(收编策略),或者是被认为是外在于“英国文化”(排除策略) 。③
    把这个研究扩展到民族国家之间并结合到殖民主义研究中,人们还发现,英国文学的这个经典化过程在培育英国国民的文化自豪感的同时,还向殖民地的人民灌输一种对英帝国的忠诚、敬仰与归顺感。比如, 尼日利亚作家和批评家齐努亚•阿契贝(C•Achebe) 对于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 Heart of Darkness) 提出了批判。这部作品经常作为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经典而被介绍,它以欧洲人的观点描述了一段(欧洲人) 与非洲相遇的、梦魇般可怕的故事。然而,阿契贝指出,这部小说中所包含的对非洲文化的再现是有偏见的,它建立在所谓“非洲的贫乏的知识系统之上。由此而言,这一再现在总体上是歪曲性的,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这样,不加批判地阅读这部小说,这意味着接受一个欧洲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非洲的非常片面的观点。通过这些过程,一种英国民族认同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优越感就被建构了起来,同时,它还通过特定的方式把“非洲身份”建构为非理性的、野蛮的“他者”。④
    这方面另外一个典型的研究个案是上面提到过的莎士比亚戏剧。作为英语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莎士比亚研究一直和英国身份建构存在紧密关系。传统上,在英国文学研究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及其语言已被显示为“英国性的核心,它们被用来承担确立一种同质的、不变的文化认同与文化特征的任务。以后的作家经常根据他们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个莎士比亚的“伟大传统而得到评价(等级化) 。由于莎士比亚与民族认同之间的这种关联,莎士比亚的戏剧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有人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为了学习英语、培养英国性(Englishness) ,学生们必须阅读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被认为要高于和超越其他的文化形式。
    然而,文化研究并不把莎士比亚的地位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它要问的是:在伊利莎白时代,剧院的社会地位如何? 它还要进一步发问: 在16 世纪和17 世纪,戏剧是如何被创作和生产出来的? 有证据显示: 在剧作家和舞台剧本改编之间存在高度的“合作”,莎士比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剧组的要求写作的,这就改变了作为“个体天才”的卡里斯玛式的莎士比亚观念。莎士比亚是作为一个更宽广的文化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因此,应当历史地去看待莎士比亚,而不是把他的戏剧看作是“永久的”或“不朽的”。同时,观众(16世纪的观众、17 世纪的观众以及现在的观众) 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些戏剧是准备为谁演的? 它们又是怎么被接受的? 这样的提问进一步挑战了以下概念: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普遍的,是为每个人、在任何时间而演出的。
    有研究显示,莎士比亚的文本一直年复一年地被频繁改动,而且它在过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典范。这也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永久属性构成了挑战。在文化研究者看来,“英国性”概念本身就是变化的,与此同时,英国性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也是变化的。莎士比亚被当作“民族诗人”重新发现是在18 世纪。这项研究从对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版本的研究,一直延伸到对莎士比亚故乡的旅游工业的考察。它还涉及到对世界其他地方生产出来的莎士比亚版本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 莎士比亚化的过程是一个英国文化意义的强加过程;另一方面,这个强加过程并不是绝对的、一帆风顺、不受抵抗的。事实上,莎士比亚在世界其他地方总是被改写而导致不同版本的“莎士比亚”的出现。“莎士比亚化”在文化相互作用的网络中体现为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比如南非的祖鲁(Zulu) 版本的《麦克白》就是一种改写了的莎士比亚作品, 而且它还进入了重建的伦敦莎士比亚大剧院。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谈判与文化抵抗、文化互动的例子。
    所有这些对经典的质疑过程、与经典的谈判过程当然都带有极大的政治性,而不是完全出于所谓审美价值判断或文学价值判断,它们表明:对莎士比亚的解释是一个权力问题。
    这些有关经典的新问题和新主题之所以被提出,都是因为采用了一种与传统文学研究方式不同的文化研究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经典化问题的认识。首先,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发生激进与保守两大文化思潮的激烈论争,它们集中表现为对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经典的不同态度,而其背后则折射出各自不同的、对于处于中西古今交汇时刻与动荡时期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规划与想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一直作为传统中国王权合法性的基础而发挥作用,因此对之的态度直接关涉到对一种政权的态度,经典的神圣性、稳定性即政权的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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