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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不如梁启超,有人同意我的观点吗?

时间:2010-5-11 专题:康有为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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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和谭嗣同蔡锷都是中国的罪人

不知道你留意没有,中国的所谓历史学家们谈历史,注重的是什么信仰理念这些没什么用的玩意.而外国历史学者把历史当成一门科学,从经济和国家利益来评论历史和历史人物.康梁变法勾结日本人,把维新变成了政变.康梁有损中国国家利益,让光绪丢了皇位,让谭嗣同等被杀.康梁实质是国贼和汉奸.当然,你可以说清朝是少数民族执政.但是,后来袁大头上台,康梁为什么还继续勾结日本人反对和破坏?



梁启超一生两次逃难都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协助。

1898年9月21日凌晨,梁启超和谭嗣同忽闻清兵查抄南海会馆和康广仁已经被捕,火车停开,城里侦探密布的消息,知道大势不好,梁启超在力劝谭嗣同一起逃走不成后,只身逃入日本使馆。接下来的几天更为惊险。北京街头一片混乱,捕人的叫喊声令人毛骨悚然。梁启超心惊肉跳,不知何时才能逃出虎口。9月22日晚,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隐藏起来。一连几天,领事馆门外都有暗探监视,梁无法脱身。9月25日晚,梁启超等四人乘着夜暗,偷偷潜出领事馆上了海河上的一条日本船。不料却被清廷巡警赶上,不让该船行进。船上的日本人强行开航,26日早晨抵达塘沽,梁一行人上了一艘日本军舰。沿着河岸骑马追击的巡警因为不敢和日本军舰发生冲突,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梁逃之夭夭。下午军舰驶返日本,梁启超才算放下心来。

梁启超的第二次逃难已经是18年后的1916年的早春时节了。当时他的学生蔡锷已经率护国军出师讨袁,战斗在四川呈胶着状态。坐镇上海的梁启超焦灼万分。他决定前往广西策动广西将军陆荣廷响应云南,宣布起义。日本人的耳报神真快。3月1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就去拜访梁启超。在他的安排下,3月4日,梁启超等一行七人,乘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邮船离沪南下。3月7日,船到香港。港英当局受袁政府的委托,立即派巡捕登船严加搜查,梁启超在船底侥幸躲过。此后两天,日本驻粤武官、驻港领事、邮船会社和三井洋行的负责人都跑到舱下探望梁,态度亲切。3月12日,化装成日本人的梁启超通过一条小火轮偷渡到妙义山丸上。在这条破旧肮脏的运煤船上,日本人早已为梁布置了一间干净舒适的精室,饮食供应特别丰美。3月15日,船抵达越南海防附近的产煤地洪崖,为了躲避法国殖民当局的搜捕,早有一位日本商人携带两名日本妇女在此等候,乘着天黑夜雨的机会,掩护梁启超偷偷上了他的游艇。然后他们装作游览的样子,在海上迂回曲折地漂泊了一天一夜,终于在16日夜间到达海防。横山把梁启超隐藏在自己的牧场里。在这里,梁启超又患上了一种极危险的热病,如果不是横山及时用草药救治,梁启超可能就要客死异乡了。十天之后,梁启超通过镇南关进入广西。

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一贯政策来看,就不难理解日本人的行为了。日本一直把侵略中国作为自己繁荣富强的不二法门,甚至梦想“迁都北京”。所以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无论何人、何事、何因,只要能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它都愿意支持。从日本人两次帮助梁启超逃难的过程来看,日本人在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方面,确实作到了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深谋远虑!



曾廉在上书中揭发康有为等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时,有反清言论,奏请光绪皇帝掉康有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去年(1897年),康有为等到处宣传变革,开办保国会、强学会等,其中,梁启超、谭嗣同等在湖南开办的时务学堂是其中的一个。梁启超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他在批改学生们的作业时,有这样的五条批语。
一是评价《扬州十日记》的。(译文):屠城屠邑,都是独夫民贼的做法。你们读一下《扬州十日记》,那真是令人发齿。二是评价清朝的赋税:凡是要百姓赋税的国家,只要它为百姓做事,人民即使多交一些也不会怨恨,这是今天西方的情景。如果赋税很轻,但不为百姓办事,人民也会怨恨。还有三条是评价议会制度的:议院虽然创建于西方,其实,翻翻我们的古籍,随处可见创建民主议院的意思。可惜,我们的君主统治时间太长了,没人敢说建立民主制度啊!何谓君,何谓臣?就像开个铺子,君是铺子的总管,臣就是铺子的掌柜。都是为人民办事的人,有什么不可以推翻的呢?今天,我们要变法,一定要从天子降尊开始,不先把跪拜之礼废除,还保留这种虚礼,我们中国人一动,外国人就要笑话了。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梁启超所述,还以为是洪秀全、孙中山等人的思想。这些东西,在当时看来,都是攻击朝廷攻击皇帝的大罪,罪不容诛。康有为等就不要想什么做官了,想想怎么保住小命吧。曾廉上书很长,有近八千字。它的附件,就是梁启超的批语。这应当是戊戌变法期间攻击康有为等最有力的上奏了。

康有为等很幸运,按照皇帝才改革的体制,这个上书是先到了军机四卿手里。康有为梁启超在第一时间知道了曾廉的上书。因为军机四卿中这天值班的是谭嗣同和刘光第,第一个看到这个上书的是谭嗣同。谭嗣同大胆销毁了曾廉上书的附件,同时请刘光第和自己一起上书,保康有为。按照军机四卿的职责,他们应该在各种上奏到皇帝面前的奏章写上批语。在曾廉的上书后面,谭嗣同写的批语是:臣谭嗣同如果有一百张嘴,愿意用一百张嘴保证: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忠诚的。如果曾廉的奏折属实,臣谭嗣同恳请皇上先杀了我。刘光第的批语是:如果属实,臣刘光第也情皇上杀了我。
谭嗣同看到刘光第的批语,非常吃惊,因为刘光第并不是康有为等的核心成员,他们仅仅是刚刚认识不久。刘光第说:“我也应该救这些改革的志士,何况还有你的指示呢?”谭嗣同的胆子更大了,他又写了个奏折,以“曾廉诽谤新政”,恳请皇帝杀曾廉。
光绪皇帝当天看到了曾廉的上书和谭嗣同刘光第二人的批语。因为谭嗣同销毁了附件,所以他当然认为这是曾廉有意污蔑康有为。但光绪皇帝也认为谭嗣同请求杀曾廉太过分了,没有应允。光绪皇帝的仁慈,替曾廉保住了小命。




两条变色龙

君主立宪制,或称,虚君共和,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其特点是国家元首是一位君主,比如皇帝或者国王等等。与其他国家元首不同的是,一般君主是终身制的,君主的地位从定义上就已经高于国家的其他公民,往往君主属于一个特别的贵族阶层。君主与独裁者独裁者的一个区别是,一般独裁者将自己定义为公民的一员,但出于客观需要他必须掌权为国家服务。君主虽然是国家的元首,但君主的权利、产生在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却各不相同。

游牧民族的部落首领,欧洲中世纪前的日耳曼人、哥特人、汪达人等,中国北部的匈奴、蒙古人在建立元朝以前等,阿拉伯人在20世纪初,往往是世袭和选举混合出来的。一般历史学家认为,君主和君主制度是从这些首领制度中产生的。欧洲游牧民族从罗马末期民族大迁移到中世纪君主独裁国家的建立被比较完善地记录下来了。

在君主独裁制中,君主拥有最大的,一般来说无上的权利。中国从秦朝开始的皇帝们至少从理论上来说都是独裁的君主。欧洲中世纪君主一般也是独裁的。但君主独裁制在欧洲的顶峰期却是在中世纪后、启蒙运动以后,当宗教与世俗的统治开始脱离的时候。欧洲最典型的独裁君主莫过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了。中世纪时期阿拉伯世界的君主也都享有无上的权利。在君主独裁制中君主不仅是世俗的首领,而且
也是宗教的首领。中国的皇帝被尊为天子,有为全国祭天地,祈五谷的义务。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和鄂图曼帝国的苏丹同时也将自己看做是伊斯兰教的首领。但这里也有例外,欧洲中世纪的君主一般只有世俗的权力。大多数独裁的君主是世袭的,少数是选举出来的,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是英国。到20世纪初,假如教宗不被看作君主的话,欧洲所有剩余的君主都是立宪的君主。立宪的君主虽然依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被宪法明确地规定。这样君主的权利受到限制,有一些君主的权利被限制到仅仅作为国家的代表,而没有实际的权利,但今天也依然有一些立宪的、拥有很大权利,比如组织或解散政府、指挥军队的君主。

目前世界上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一般认为有,欧洲:英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斯登。亚洲:日本、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尼泊尔。非洲:模里西斯。美洲:加拿大、巴哈马、安地卡及巴布达、巴贝多、贝里斯、圣克里斯多福与尼维斯、圣露西亚、圣文森及格瑞那丁、格瑞那达、牙买加。大洋洲:澳大利亚、纽西兰、巴布亚纽几内亚、吐瓦鲁、索罗门群岛。

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制是怎样的呢?古德诺为美国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两年前应聘为中国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结论为,“如果不引起中国人民与外国的反对,继统法圆满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发展俱备,君主制较共和制于中国为宜。”遗憾的是,中国人民当然不反对,中国上千年的儒家文化
和封建统治,百姓的教育和文化水准,更适合一个皇帝或者君主,尽管这个皇帝的权力已经受到宪法的限制。但是,却有外国反对的,比如日本,为什么日本自己是君主立宪而反对中国施行君主立宪呢?因为日本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并且袁世凯的个人能力较同时代的其他人要强很多,阻止中国的君主立宪,并且打击几乎统一了中国的袁世凯,这些完全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有日本人反对,中国的一
些政客为了权力,自然会与日本合作无间,最后导致君主立宪在中国破产。

除了美国学者支持中国君主立宪外,当时还有一个日本学者有类似的观点。日本的有贺长雄发表《观奕闲评》、《共和宪法持久策》,有贺长雄为大隈重信任早稻田大学校长时所推荐。当时,国内人士是怎样看袁世凯的君主立宪的?杨度与国民党人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学者严复、刘师培发起“筹安会”,宣称共和国体常致争乱。杨度、刘师培各撰《君宪救国论》、《国情论》,袁的中外通讯社有《国体研究宣言书》。湖南将军汤芗铭即请袁“速正大位”,奉天将军段芝贵约各省长官以公民名义向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北京军人、官僚首先行动。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于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五日办竣,同时在当地投票。十一月十五日,一千九百九十三名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推戴袁为“中华帝国皇帝”。推戴书委
托参政院为总代表,参政院将所有推戴书上奏,另备总推戴书,说是“皇天景命”,“人心咸归”,请袁“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袁答称:“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余地。”“本大总统既以救民为重,因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不过自己的功业不足称述,道德对清室不能无愧,信义上对国民无以自解,对推戴一事,“无任惶骇”,不敢接受。参政院第二次推戴书发出,历举袁的经武(小站练兵)、匡国(庚子拳乱)、开化(北洋新政)、靖难(辛亥革命)、定乱(二次革命)、交邻(二十一条)六大功烈。至对于清室,已仁至义尽,“绝续亦不相蒙”。对于国民宣誓,乃循例之词,国体已变,誓词当然消灭,道德并无所惭,信义亦可自解,仍
请他“正位登极”。第二夭袁接受了推戴,俟筹备完竣,再行施行,帝制运动算是告一段落。但是,袁没有立即登极,表面上的理由为事体繁重,未可遽速举行,以践外交宿诺。实际是因为日本的压力愈来愈大,他的命运并非他自己所能决定。

其实,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早有魏源的海国图制,之后有王韬,郑光应等论证君主立宪最适合中国,梁起超和康有为等也是这样认为的,清朝晚期实行了8年的君主立宪。我认为君主立宪就是现在实行也没什么错,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儒家文化根深蒂固,中国和日本一样,只适合开明的专制,即君主立宪制,美国的***不适合中国。但清朝和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为什么都被推翻?国民党当政后为什么没有实行美国式的***?甚至君主立宪也没有?老蒋更是让儿子接班。孙中山在日本,日本现在也是君主立宪,为什么孙中山不反对日本的君主立宪?现在的世界有数十个国家在实行君主立宪,包括英国和加拿大等等,为什么清朝和袁世凯的君主立宪被推翻了?

是谁推翻了清朝和袁世凯的君主立宪?清朝君主立宪的推翻是袁世凯主攻,受日本等洋人资助的孙文革命党配合助攻。袁世凯的君主立宪的流产,是日本主攻,蔡锷和孙文的革命党助攻。中国历史上的两次确立***体制的机会,就是这样被革命党和日本的联手葬送了。而孙文最后上台了,自己却当了皇帝,整个一个历史的倒退。孙文的皇帝不过是用美国的总统名称和中国特色的军训期及训政期包装了而已。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中国政治家、军事家。幼年在私塾读书。1898年考入梁启超开办的时务学堂,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1899年,少年蔡锷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顺利到日本留学。梁启超在蔡锷追悼会上说,戊戌变法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

在日本,蔡锷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1911年初调云南,担任云南陆军第19镇37协统,训练新式军队。1911年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辛亥革命,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平定了云南全
境,成立云南军政府,被推选为云南都督。后为矫正军人干政时弊,自请解职,入北京。蔡锷辞职并不是袁的逼迫,早在1913年6月,他给梁启超的电文:“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回忆:“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于是我们在北京常在一块儿又一年。”

如同三国里面的关羽受到曹操的礼遇一样,在北京,袁世凯对蔡锷优待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磋商政要。袁曾对亲信的曹汝霖说,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以后事情的发展应证了袁的话。1915年8月以后,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蔡锷韬光养晦,“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一方面却与梁启超,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密商大计。早在这年9月底,远在美国的黄兴有密函劝他设法“脱离虎口”,起兵讨袁。蔡锷也派专人送了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给黄兴,告诉他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一方面对帝制问题表态,留下了一份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书。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列名其后,还有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一共12个将军签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为此,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他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赤7d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1915年,蔡锷由于“反对袁世凯称帝”,潜逃出北京。最后,回到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后因结核病赴日就医,1916年11月8日卒于福冈。1917年4月12日国葬岳麓山。

蔡锷曾经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佩服蔡锷的伟大爱国心胸,比当时的政客强的太多。1913年2月25日,宋教仁遭暗杀,蔡锷通电谴责“卑劣”的暗杀手段,但,他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尤其“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8月4日,江西、南京等地战事爆发,蔡锷仍通电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已近尾声,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如果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届时再以武力对付袁也不迟。蔡锷反对内战,认为“同种
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稍留元气,并以免以暴易暴之讥”。

蔡锷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获得了大量的美名,一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此大加称赞,而我则疑惑不解。袁世凯确实有野心,这是主观上面的原因,否则,他也不会利用“革命党”欺骗清朝,夸大革命党的力量,让清朝和平退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和平改变政权,在蔑视当时清朝的无知的同时,不能不赞美一下清朝对中国的又一大贡献,要知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当时的北洋军队并非铁版一块,否则,也就没有张陨复辟了。之所以说蔑视清朝的无知,是国民政府从来没有尊守和平退位的条约,后来更是掘了清朝几个皇帝的坟墓,之后,造事者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还步步高升,这也许是后来满洲国成立的原因吧。回到主题,袁世凯本可以轻易的消灭辛亥革命的,当时武昌军人的数量和质量,根本无法和袁世凯的军队相比。但是,袁世凯之后的称帝也有客观的原因,比如,孙中山在南京是总统制,但在袁世凯接管民国后,孙中山却让国民党搞内阁制,把袁世凯的权力架空,还有,为了维护权力的需要,国民党当时控制了内阁的大部份席位,如果当时真的要选举,袁世凯极有可能失败。此外,中国深受儒家的影响,西方的***体制不适合中国,从客观上说,袁世凯搞君主立宪制没什么错。不过,某些政客或者糊涂,或者为了争权力,对君主立宪大肆反对。我看到的资料,都是正面评价蔡锷的,但我个人认为,蔡锷比三国里面的关羽相差太多,无法想象,曾经留学日本的蔡锷,不知道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当时的日本很强大,英国也很强,为什么蔡锷要反对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他自己解释说,是“为国民争人格”,当时的美国还不是现在这样独大,中国不一定非要搞美国的总统制度,袁世凯的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怎么就把中国的国家和人民的人格降低了呢?我实在想不明白。从事实和逻辑上推测,要么,蔡锷是个糊涂虫,但以他的才智,这个是无法成立的;剩下的一个可能,蔡锷不过是个忘恩负义的野心家,只是是因为他当时的实力和洋人等因素,让他无法最后得志而已。蔡锷整个高等教育和军事训练,都在日本,而反对袁世凯的君主立宪的正是日本,这里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蔡锷要破坏中国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为什么蔡锷要帮助日本破坏中国的君主立宪?总之,我个人对蔡锷很失望,看来,民国里面真正的爱国忠信之仕,只有辩帅了。

再说说梁起超和康有为,康有为从支持光绪的变法到最后逝世,一直以国家利益为首要的,因为他支持君主立宪而获得了保皇党的称号。而梁起超呢?此人先是和康有为一起支持光绪的变法,哪个时候的变法措施太过急躁,注定要失败的,就算当时梁起超或者康有为是掌握全部大权的皇帝,哪个变法也必然失败,因为那次变法得罪了几乎整个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可以说,变法的失败,光绪有责任,但康梁也难辞其咎。后来,梁起超和康有为在国外一起支持清朝的君主立宪,一起反对革命党的破坏。但是,最后,梁起超却改变了立场,他曾经支持清朝的君主立宪,却和蔡锷一起反对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为什么?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我找不出袁世凯的称帝或者君主立宪有什么不好,梁起超为什么如此善变?过去人们对康有为贬低的多些,而对梁起超赞扬的多些,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从人格和国家利益角度看,我鄙视梁起超,梁不过是个投机者或者叫变色龙。请看看梁起超成为变色龙后的一个演讲。1925年12月25日,蔡锷的护国运动爆发十周年纪念日之演讲稿。

梁启超说:“因为今天是拥护共和,恢复国体的纪念,为的是共和之失而复得,国体之危而复安。今天去护国之役——云南起义,刚满十周年。十年前,蔡松坡将军,在云南起义抗袁,他所谓“为人格而战”,使得已失的人格保全,已坏的国体恢复,就在今天。每年到今天,立刻想起两个人:一个是护国将军蔡锷,一个是洪宪皇帚袁世凯。我们对于这个拥护共和的纪念,觉得十年前那种义举,给我们两种教训:一、国民意志力的伟大;二、人格指导力的伟大。从第一项,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什么力量,都比不上国民意志力;要是全国国民公共意志所反对的,无论什么力量,当之必破。十年前护国之役,两边的力量,绝对不成比较;袁世凯在武力方面,历史很深,从清末淮军起,他就发生关系;他本是淮军子弟出身,淮军方面,自李文忠死后,承继的人,便是袁世凯。清末小站练新军,他又是第一个人,在满洲政府下面,他的势力,已经布满于北洋几省了。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毫不相干,结果,政治大权,完全落到他手里,革命党人,几无所得。以他从前的地位,清末的地位,假使稍知世界大势,菲律宾申博麻雀排九:国民真意,要建设强固国家,不是不可能;但是他在作临时大总统时已经在作当洪宪皇帝的梦,着着预备,都不外想满足他个人的野心,我们觉得这个人可惜,又觉得这个人可恨。”

梁启超的这个讲话充满了谎言,这里他大谈什么国民意志力,国民意志力是否可以操纵呢,而且当时人们是支持君主立宪的,一些野心家除外。他说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毫不相干,而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可以说是袁世凯的功劳,如果袁世凯真的打,辛亥革命的大约两千人怎么会是袁世凯的对手,为什么孙文的二次革命失败了,因为袁世凯真的打了。他还说:“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毫不相干,结果,政治大权,完全落到他手里,革命党人,几无所得。”这又是撒谎,革命党人当然想得啊,但也得有哪个实力啊,革命党人是菩萨么?甘心让出革命成果?革命党的几次革命到底为了什么?实际上,辛亥革命的“成功”是袁世凯让其成功的,袁世凯有绝对的实力,革命党人想不让行么?

袁世凯的称帝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当皇帝了,是首宪法限制的君主,这么先进的***的君主立宪哪里不好了。袁世凯的民国和慈禧的清朝新政都被大大的丑化了。历史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什么定理之类的,因此不存在什么翻案的问题,不过是还历史本来的原貌而已。我现在觉得,国民党是最差劲的,是国民党利用政权力量开始取消了学术和思想自由。例子除了主帖的例子还有神化领袖人物,窜改历史。所谓的1922年陈炯明叛变,其实是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推行武力统一的政治观点不同,当时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陈炯明是对的。但国民党为了把孙中山捧为伟人和圣人,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出版了《陈炯明叛国史》,把陈炯明诬蔑为“叛变”甚至“叛国”,而且不准别人说出反面观点,1922年以前陈炯明对国民党的所有贡献也一笔抹煞。这里我要问个问题,孙中山到底伟大在哪里?文治,上面说了,武功上,孙中山直接或者间接的推翻了一个又一个,而孙中山和他的继承者却一直没有结束中国的军阀割据。文治武功,孙中山伟大在哪里?如果你单独讲他的不屈的奋斗精神,单独讲他的人格,也另有说法的。这里只说文治武功,孙中山伟大在哪里?我是这样判断历史人物的,某人推翻这个哪个的都可以,但是,你推翻了却没有本事统一中国,甚至造成外蒙等土地丢失,这类人实质是对中国不断的破坏,这类人没有资格称为伟人,而应该定义为乱臣贼子。

总的来说,康梁和谭嗣同都是中国的罪人,但今天却成为大儒和什么英雄.中国的近代史如同一本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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