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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选择马克思主义

时间:2010-5-11 专题:陈独秀
为什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选择马克思主义
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逐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此后,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都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选择和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反映并推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关系,迄今尚未有人系统而具体地阐述过。因而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和勃勃的生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贫困”之声又不绝于耳。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未能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不能用新的理论体系系统而具体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的三个转换,即哲学基本问题、核心范畴和逻辑结构的转换,说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任何科学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都有其贯串于整个体系的基本矛盾,即基本问题。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中抽取出来的,揭示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即解决基本问题,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因此,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的确认,是一个科学体系形成的必备条件和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核心内容和实质,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核心和实质。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化了没有?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不仅中国化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单纯逻辑推演的结果,主要是由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和相应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连绵不断,而各种各样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曾经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但是也同样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终于找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们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使主观符合客观,是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井冈山的斗争常常受到当时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指令的干扰,使弱小的红军屡遭挫折。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当时的中央的信中指出:“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8页。)这时,他已经明确提出了决定斗争成败的两个基本因素:客观与主观。他进而又指出,主观策略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客观的实际情况。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一切事情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9页。)这个重要思想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转变的实现。这个思想贯串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始终。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也就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使主观符合客观。
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它的主要部分。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成了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围绕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开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反对“两个凡是”新教条主义斗争的序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论战再次证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势。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112页。)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5页。)1956年4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仍然强调:“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
另一方面,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永远都是存在的,只是时代不同其内容各不一样罢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因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理论创造,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的提出和论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标志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

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仅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基本问题,而且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核心范畴。这个核心范畴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它决定着这个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成了基本问题的转换之后,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确立一个核心范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任务是由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完成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实践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基础。由于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才无所遁形。基于实践范畴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8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这是没有争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在中国的转换,是通过毛泽东而最终由邓小平来实现的。
毛泽东一方面以《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实事求是所作的经典性解释和一系列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运动规律,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即对立统一规律,充分说明了它的方法论意义,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是第一次。《实践论》是《矛盾论》的基础,《矛盾论》是《实践论》的具体发挥。《矛盾论》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9页。)然而只有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辩证法,塞班岛线上开户:才能成为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不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辩证法就会陷入唯心论或诡辩论,就不可能战胜教条主义。《矛盾论》通篇都体现着《实践论》的思想。毛泽东的这些基本思想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推动,不断丰富和发展,到1963年又得到一次总结,形成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毛泽东在这篇短文中提出了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观点,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过程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观点,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观点,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这些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思维与存在或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表现为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两种基本形态。
同时,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和要求的过程中,将这一经验和要求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此后,他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和时局》、《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报告和文章中继续发挥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概括为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并进行反复论证,这就在客观上为建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但是在主观上,毛泽东还没有将实事求是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虽然他已经在探索这种体系。1943年4月,他在致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毛泽东书信选》第212页。)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高度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敏锐地注意到并坚决支持和正确引导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用实践的观点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了以十一届三全会为开端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并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实践第一的思想。与此同时,他更加注重发挥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核心范畴的转换。
1977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7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定位。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1992年,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定位。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本质,这样一种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邓小平不仅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而且他在自身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实事求是这个核心来开展活动,使实事求是真正成为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修改和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提出,以及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与实施,都是在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的指引、推动之下实现的。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经验的全面总结。他在这个总结性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邓小平理论归结起来,讲的就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如何实事求是,由此而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和策略。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又是邓小平的个人品格。所以,邓小平强调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
因此,不论是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概括来看,还是从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新论证、新发挥来看,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了。
当然,在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转换的时候,不能不讨论实事求是与实践的关系。无疑,实践是实事求是的基础,离开了实践,实事求是就无从谈起;同时,实事求是又是实践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离开了实事求是,实践就是盲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其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二者是一致的。同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其核心范畴是实事求是,这二者也是统一的。那么,这两个核心范畴是如何发生转换的呢?即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又要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呢?没有别的原因,这完全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鉴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中国人民有了多次失败实践的惨痛教训;别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离开了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人民也有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招致惨重损失的教训。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重大理论成果。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2页。)这一段话十分清晰地勾画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实事求是,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关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饱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苦不堪言。为了拯救国家拯救人民中国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各种途径展开了轰烈烈的运动。
 1)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最典型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它达到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坚持了14年之外久,势力先后扩展到18个省。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不能认清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野心,导致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这说明具有很强局限性的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求救国救民的使命。
 2)19世纪西方列强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再加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极大的冲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为了维护自已的统治,地主阶级兴起了以“自强,求福”的洋务运动,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清政府统治发起维新运动各和平救国。但是由于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是由清政府兴起代表着大地主阶级的利举益。具有封建性,对西方列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以及管理的上的腐朽,注定要失败。而维新运动从根本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认抱有幻想,又脱离人民群众,所以也只是昙花一现。通过以上可以看出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方式是不能彻底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的。
 3)辛丑条约的签定使清政府的朝庭成了洋人的朝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了封建君主专治制度。但是由于他们的软弱性,只是推翻了一个朝庭并没有改变中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由其是辛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共和国的方案不能救中国,只能再谋求新的出路。
 4)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掠夺和社会主义俄国对中国的援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录找新的救国救民的出路的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为主的先进分子首先提出共产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并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始了漫长的救的救国救民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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